疗效就是中医药的生命力

专访院士黄璐琦

4月8日一大早，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琦打开电视，收看实时报道武汉解封的新闻。“想起我们大年初一刚到的时候，路上一个人一辆车都没有，我真的很想留下来，留下来见证这一时刻，见证解封，见证复苏，见证武汉人的雀跃心情。”4月7日晚上回到北京的黄璐琦说。

黄璐琦1968年生于江西婺源，27岁获北京大学医学部(原北京医科大学)博士学位，31岁任博士生导师，38岁成为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47岁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主要从事中药资源学和分子生药学研究，在栝楼属植物方面的研究(抗癌、抗艾滋病方面)领先于国际水平。

“我选择解封之前4小时回到北京，一个人把事情做好了，就应该往后站。”黄璐琦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

一踏上“战场”，我们就都变得勇敢无畏起来

问：赶赴武汉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黄璐琦：我是主动要求前往武汉的，当时根本没时间多想。救治患者，是一名医务工作者的责任，也是检验我们党员初心使命的时候。只有在第一线，亲自看到疫情的真实情况，发现一线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才能让中医药在抗疫中发挥更好的救治作用。我们来了，就可以与西医并肩作战，同台合作。

问：当时家里人担心吗？

黄璐琦：担心是肯定的。我母亲今年84岁了，是江西婺源当地的中医，得知我到武汉，很担心我的健康安全。我姐姐给母亲发了一条短信：“他是您的儿子，也是人民的医生，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职责必须要这样做，怎么可以逃避呢？多多理解他，战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也是父母的宝贝孩子，他们更危险更辛苦。只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早日战胜这个病魔，平安回来，还世界一个安宁。”这是姐姐宽慰母亲的话，也道出了我的心声。

问：还记得刚到武汉时的情形吗？

黄璐琦：1月25日，也就是大年初一，我带着主要由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广安门医院临床医护人员组成的第一支国家中医医疗队从北京出发，乘高铁赶往武汉。出发那天，正巧是医疗队队员陈盈盈的29岁生日。没有提前准备礼物，大家在高铁上送了她一个口罩，祝福她能够平安凯旋。抵达前，坦率地说医疗队员还是有些担心、害怕，但到达武汉后，看到街头空旷无人，来往的只有疾驰的救护车，那时我们就知道，已经踏上了“战场”，大家就都变得勇敢无畏起来，责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

问：到武汉后遇到过哪些困难和挑战？

黄璐琦：到了之后，我们首批国家中医医疗队整建制接管了金银潭医院的一个独立病区，重点收治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压力还是很大的。金银潭医院是一家三级传染病专科医院，西医医院的工作理念、流程方法等与中医医院有一些差异，对中西医如何结合、中医药如何发挥作用等需要深入沟通。同时，金银潭医院中药使用量少，中药十分缺乏，也没有中药处方信息系统，这为中医药深度参与带来了重重困难。在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的政策指导下，医疗队与金银潭医院配合协作，新增中药处方信息系统、加大药品保障，迅速投入战斗，有效发挥了中医药作用。

问：返京后团队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黄璐琦：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目前疫情防控已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效。4月8日零时起，武汉解除了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有序恢复对外交通，我们医疗队也已经全部返京，正在进行隔离休养。工作主要是总结在武汉救治的经验，为全球疫情防治和中医药“走出去”准备方案，另一方面就是有序恢复日常工作。

临床能治好疾病才是真功夫

问：刚到武汉的时候，您对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有信心吗？

黄璐琦：作为一名中医药人，我们深信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瑰宝。出发前，我了解到有一位康复出院的新冠肺炎患者就是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愈的，这让我们更加坚信中医药可以在新冠肺炎防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途中我一直在想，作为中国中医科学院的院长，自己带领医疗队来武汉的使命是什么？一个是治病救人，另一个就是要发挥并证明中医药的优势和特色。如果能形成一个核心方，并且把核心方研发成专治新冠肺炎的中药新药，这是中医药的幸事、国家的幸事、人民的幸事。

到达武汉后，我们边救治、边总结、边研究。接管的病区2月3日第一批8名患者集体出院，我们树立了信心。2月19日我们决心实现接管病区零死亡，最后也做到了，我们的信心不言而喻。

问：这个中医药新药找到了吗？

黄璐琦：在前不久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我提到了化湿败毒颗粒。这是我国首个完全具有知识产权的治疗新冠肺炎的中药新药。

根据疾病临床特点，我和张伯礼院士、仝小林院士等武汉一线专家，以及在北京的王永炎院士、国医大师晁恩祥、国医大师薛伯寿等远程连线，共同研讨了国家中医诊疗方案，在国家诊疗方案基础上，我们优化了化湿败毒方。获得这个方药后，我们分别在金银潭医院、东西湖方舱医院、将军街社区卫生院开展重型、轻型、普通型的临床疗效观察与病例积累。同时，中国中医科学院启动了应急性任务，完成医院制剂。3月18日，化湿败毒颗粒获首个治疗新冠肺炎中药临床试验批件。

问：这次新冠肺炎患者对中医药治疗认可度很高，为什么？

黄璐琦：疗效就是中医药的生命力。临床治病是决不能造假的，只有临床能治好疾病才是真功夫。从临床效果看，化湿败毒颗粒的有效性能得到了很好的印证。

此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从密切接触人群的防控到轻型、普通型患者及重型、危重型患者的治疗，中医药全程参与、全程发挥作用。研究证实，中西医结合能较快地改善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状，缩短住院天数，提高核酸转阴率，有效减少轻型和普通型向重型、重型向危重型的发展，提高治愈率、减少病亡率。以国家中医医疗队托管的病区为例，这个病区以重症患者为主。截至3月30日医疗队返回北京，病区累计收治158例，其中重症124例、危重症26例，目前出院140人，治愈出院率88.61%。

医学是有温度、需要“共情”的人学

问：在您看来，“医者”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

黄璐琦：“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美国医生特鲁多的墓志铭道出了医学的本质。医学不是简单的科学，而是有着温度、需要“共情”的人学，需要注重人文关怀，给予患者必要的尊重和理解，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温暖患者同时温暖着医生自己，不能只见病不见人，要坚持爱心与技术同等并行。

有一名患者的康复过程让我感触很深，我们病区26床的重症患者刚来时不了解中医，从没有用过中药治疗，入院后强烈要求使用抗生素治疗。但检查结果显示并非细菌感染，无需使用抗生素。医疗队员耐心讲解并进行心理疏导，制定了中药治疗方案，并根据患者症状、舌苔、脉象变化及时调整处方，还经常冲调中药喂患者服用。在医护队员努力下，患者病情很快好转，对服用中药的态度也有了极大转变，主动要求医生开中药并按时服用。患者出院后还特意制作了锦旗送给医护人员。

医者仁心，面对疾病，我们应该拿出爱心，去关爱患者，去缓解患者情绪，填补医学技术做不到的事。

我深深迷恋这门古老的科学

问：您母亲也是一位中医，这对您从医有哪些影响？

黄璐琦：我的老家江西婺源，是新安医学学派的发源地之一，这个中医学派对明清时期中医学说的演变有深刻的影响。母亲是新安医学学派的传承人，是家乡当地有名的中医。儿时在母亲诊所里玩耍，最常用的玩具是“处方纸”，最爱吃的“零食”是酵母片，我会常常学着母亲的样子“开药方”。我家所在的县城不大，跟着母亲在街上走时，所有人见到母亲都称呼“金医生”，患者到家里来看病，不管母亲在忙什么，她都会马上放下手里的事专心问诊，有时赶上饭点，母亲还会请患者一起吃。那时候，我觉得医生很崇高，我为母亲是一名中医感到自豪。可以说，她言传身教的“立德和仁爱”一直陪伴着我。

问：您先后师承同仁堂传人乐崇熙先生、楼之岑院士、诚静容先生，这些人对您的影响有多大？

黄璐琦：我儿时的理想是当一名科学家。1985年高考填报志愿时，父亲希望我学建筑，因为家里已经有一个学医的姐姐了，我就在志愿表上填写了建筑学专业。可是，命运偏偏安排我“子承母业”，我机缘巧合地被调剂到江西中医学院中药专业。但我当时也不后悔，建筑与医药，都是民生很大的一块，都与老百姓息息相关。

后来，我先后师承乐崇熙先生、楼之岑院士、诚静容先生，他们的治学精神深深影响了我。还记得研究生复试时，乐崇熙先生耐心教我改正南方口音，还教我很多用餐规矩和说话礼仪。曾担任中国药学会理事长的楼之岑先生对待学问一向严谨。我记得一位师兄给当时国内最高水平的专业杂志投稿，编辑认为文章水平很高，但篇幅长。师兄把稿子拿给先生后，先生批注“我们不能削足适履”，并署名“生药学教授楼之岑”，之后返给编辑部，最终论文全文发表。先生们的楷模典范作用，让我坚定了要在中药领域作出一番成绩的决心，从此心无旁骛地走上了中医这条路。

问：一路走来，有自己的偶像吗？

黄璐琦：李时珍是我的偶像。这么多年我都把李时珍当作学习楷模，他的格物致知、深入实践、坚持真理、医药并举的精神一直影响激励着我。在北京大学医学部读博期间，我为了调查国内栝楼属的药用植物，一个人前往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的深山老林实地考察。有一次，我在贵州做野外调查时，车在路上抛锚了，我就一个人沿着公路在月光下徒步了整整一夜。那时候交通非常不方便，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路上要走一星期，车也频出状况，经常是“上坡推”“下坡滑”。每当特别累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李时珍尝百草、验功效时的坚毅，自己也就有了走下去的勇气。

问：在有的人眼里，学医很枯燥，是什么支撑您研究中医药？

黄璐琦：是热爱。我热爱中医药，对它感兴趣。读书期间，我就被中华传统医学的博大精深所震撼，深深迷恋上了这门古老的科学。

因为热爱，我不怕吃苦。2011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启动了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那是时隔近30年后，对国内现存中药资源进行的一次“大摸底”。三年间，我作为专家组组长，带领各地资源普查队员跋山涉水、翻山越岭，走遍70余个普查试点县，几乎一半时间都在野外跟中药打交道。普查后，国内中药资源的基本现状得以探明。最近我们还启动了一项海外寻药计划，计划在海外寻找新的药物，补充进中药宝库中。

因为兴趣，我愿投入全部精力。之前在进行栝楼属植物分类学研究时，我发现传统的生药学技术和方法不能很好地解决。经过20多年的持续深入研究，我引入了分子生物学技术，建立了中药材鉴别的新方法。

可以说，没有热爱，我不可能走完70多个普查点，也不会提出“分子生药学”的概念。从事任何行业都要全身心投入进去，叫心无旁骛也好，还是叫全身心投入、废寝忘食也好，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成绩。我觉得自己也没有过人之处，我是个有点笨的人，但我认准的方向，一定会探寻到底。

一个人如果有崇高的理想和信念，就不会被荣誉浇灭奋斗的激情。我的理想和目标就是“善济岐黄”，为老百姓做更多更好的药。

中医辨证论治的思维方式蕴含着中华民族深邃的哲学思想

问：今天，我们该如何推动中医药的现代化？

黄璐琦：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的一把钥匙。推动中医药现代化，首先要有传承中医药的文化自信，充分尊重中医药的历史地位。从有文字记载的《神农本草经》开始，中医药时刻都在汲取当时的先进技术方法，对药物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应当看到，中医药的“现代化”是几千年来一直不曾中断的过程。当前，中医药现代化，从药效理论、原创理论，到中医药方剂的配比技术、机体的效应等，最核心、最基本的切入点是临床疗效。

问：疫情防治中，为什么强调要寻找中医药疗效的高级别循证证据？

黄璐琦：当前，世界医学知识与实践的主流模式是以科学证据为核心的循证医学模式，临床证据成为评价医学治疗措施有效性、安全性的主要依据。去年3月份，中国中医药循证医学中心在中国中医科学院揭牌成立，体现出我们拿起现代武器为中医药学公信力进行确认的自信和气度。

循证医学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医圣”张仲景在古代医籍基础上，搜集、筛选大量临床证据，验证前人方证使用效应，融辨证论治与方证理论为一体，著成《伤寒论》，奠定了中医循证研究体系的基石，是古代循证研究的真实写照。循证医学的创始人萨科特说过，使用“循证医学”这个概念的灵感，就是来源于清代乾隆时期使用“考证”的方法，就是使用证据来研究解释古代典籍。把循证医学跟中医药学特点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应用于临床实践，不仅能极大提高临床诊疗水平、证明中医药学的价值，还为中医药走向国际舞台提供了“门票”。

问：您如何看待中医和西医之间的关系？

黄璐琦：文化影响着医学的起源和发展。中医在理念上与西方现代医学有所不同，中医药学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中医辨证论治的思维方式蕴含着中华民族深邃的哲学思想，医学伦理观汲取了儒家文化中的“仁”“礼”等观念。正是受这些思想观念的影响，中医包容性强，不但不排斥西医，反而坚持中西医并重，倡导整合医学，保障中医、西医享有同等的发展权利。我认为，中医和西医都是我国卫生健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结合能为人民的健康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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