仝小林，中央指导组专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仝小林大年三十就奔赴武汉，一直战斗在疫情的最前线，每天都忙碌到深夜，不是一句“辛苦”所能完全表达的。孩子用稚嫩的手，画下了他白衣披甲的身影，还在画上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感谢仝院士，谢谢您帮助武汉人民。长大以后我也要像您一样为祖国做贡献。”

每个时代，科学家的精神皆如明月星辰，照亮人们前行的路，孩子的话语是如此的真挚，仝院士已在他们心中留下了一片星光。

滔滔东流长江水，静静耸立黄鹤楼。武汉这座城不会忘记，历史也不会忘记为战胜疫情而拼过命的英雄们。现在，以武汉市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解封的武汉又恢复往昔的烟火浓稠，逆行的英雄们，在山河春浓之际，胜利凯旋。仝小林也从“前线”回到了北京，但他仍然忙碌，未曾卸甲。

日前，仝小林在武汉抗疫的百忙之中，接受了《教育家》记者专访，就中西医结合救治新冠肺炎的情况进行了介绍。众所周知，中西医是在不同历史背景下、不同文化环境里产生的两种医学体系，它们有着相同的价值追求和价值目标——“治病救人”。

王湘蓉：仝老师，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中西医结合已成为我国诊疗方案的一大特点。请问中医药针对新冠肺炎的诊疗，作用体现在哪里？

仝小林：中医药对整个疫情的控制，特别对社区防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中医药对疾病起到了预防作用。中医有“治未病”的理念，暨“未病先防、已病防变、瘥后防复”。发热等疑似新冠肺炎症状的患者，虽然还没被确诊，如果从此时开始给药，可以在早期改善他们发热、咳嗽、乏力、食欲不振、腹泻等症状。在早期遏制症状，使它不至于更严重。

“治未病”的原则还体现在“已病防变”的理念上。对轻症、普通型新冠肺炎患者，也是中医药早期介入尽快控制病情，不至于向重症、危重症发展。在西药还没有研发出针对新冠肺炎的特效药物，疫苗还没有研发成功之前，中医药第一时间介入，使疾病能够得到控制。就像森林发生火灾，要在火势较小的时候及时扑灭，等到火势蔓延越来越大，再扑灭就非常困难了。

这次疫情中医介入比较早，方法也比较得当，大范围的以通治方给药，形成了“武昌模式”。

在抗击疫情过程中，我拟的寒湿疫方（武汉抗疫1号方），中国中医科学院特聘研究员葛又文先生拟的清肺排毒汤（2号方），以及天津中医药大学院长张伯礼院士和北京市中医医院刘清泉院长共同拟定的3号方覆盖了武汉全部的社区，“1号方”应用最早，也最广泛，前后发放了70多万副，覆盖了5万多人。在各类隔离点，密切接触隔离点、发热隔离点还有疑似确诊及轻型和普通型确诊患者的隔离点、方舱医院都有广泛的应用。

王湘蓉：刚才您谈到此次疫情防控中医介入比较早，在中西医结合治疗中，中医和西医是如何发挥各自作用的？

仝小林：在新冠肺炎的救治中，中医和西医打了很好的配合。在初期，中医药的早期介入和全面覆盖对整个疫情的控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期，对已经确诊了新冠肺炎的患者，中医药的全面介入防止轻症转重症；在新冠肺炎重症、危重症患者的治疗和抢救上，西医是关键。此时中医配合西医治疗，一人一方，根据患者具体的情况，用中药注射剂等配合治疗，使其症状改善，降低了重症、危重症死亡率；在新冠肺炎患者的康复阶段，同样是中西医结合治疗。西医有针对肺功能康复的治疗方式，中医药对肺功能的康复，包括肺功能损伤的治疗很有效。不仅如此，中医治疗有“瘥后防复”的理论，采用非药物疗法，比如针灸、按摩、刮痧，还有食疗、体育疗法等，大大减少了复阳率，这也体现了“治未病”的思想。

因此，中医主要是顾两头，在早期和恢复期发挥非常重要甚至是主导作用，中间过程与西医打配合。总的来说，在新冠肺炎患者救治中，短时间内整体有效地遏制病情发展，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成果。

王湘蓉：中医药在疫情防控、患者救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能具体谈谈您上面提到的“武昌模式”吗？

仝小林：中医药的早期介入主要体现在社区防控，把疫情控制在源头。这次中医药参与疫情防控救治，我们创造了“武昌模式”，即“通治方+社区+互联网”。武昌区是疫情的重灾区，有125万常驻人口，18个社区服务中心，144个社区。武昌区打响了武汉保卫战社区中医药抗疫的第一枪，是武汉最先开展社区防控的地方，因为它有比较成熟的中医药网络体系。

武昌区一直在推进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创建工作，几年前与湖北省中医院有密切合作，加上互联网，几方共同搭建了社区的中医药健康网络。武昌区最早将中医适宜技术引入社区，使患者在社区就能够得到及时治疗。那么，社区医疗怎样和大医院差异化发展？只依靠政府推动分级诊疗，把患者留在社区，是远远不够的。武昌区的社区医疗定位是为老百姓的健康服务，他们把125万人通过网络组织起来，中医药网络社区很活跃，平常也有几十万人在网络上，进行中医药适宜技术的推广，比如开展针灸、拔罐及各类培训、辅导等等。

疫情中在社区做中药通治方给药，我们就看中有良好基础的武昌。1月29号我与湖北省中医院以及武昌区政府讨论如何布控。社区是第一道防线，是整个新冠肺炎防控源头，如果源头不控制，后面发展成重症，会有大批患者住院，令医疗资源更加紧张，造成医疗资源挤兑。因此我们讨论如何把源头控制住，守住第一道防线。

国家中药管理局的前线指挥部和湖北省卫健委、武汉市卫健委共同讨论，最后决定以通治方来治疗，我们拟定了“寒湿疫方（武汉抗疫方）”，也就是“1号方”，它由武汉市卫健委医疗救治组于2月2日以官方正式文件的形式发布出来。“武汉抗疫方”是最早官方文件的正式推荐，这可能是我国有史以来以官方正式发文件的形式推广的首个通治方。文件发布后，我们连夜组织熬制了27000袋汤药，2月3号就开始大面积发药，因熬制的汤药的数量无法满足需求，武昌区政府随后又紧急求助于江苏连云港市政府，当地一家中药企业得知情况后免费捐赠了2万人份（14天用量）的颗粒剂及甲、乙、丙、丁四个加减方，共计8万人份（14天用量）的中药。2月5日后，2号方、3号方也在武汉全市全面铺开。

疫情防控时期，中央要求“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应隔尽隔”等政策是非常关键的措施，“四类人员”分类管理，集中收治和隔离，还有“四早”即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及时发现和隔离病毒的感染者，将防控关口前移，加快社区的网格化管理。没有这些关键的措施，疫情在家庭乃至社会的扩散是不可遏制的。

中医药在这些分类管理的人群中开始广泛、全面的覆盖，对整个疫情的控制，尤其是对有发热的、疑似症状的早期给药，包括轻型、普通型症状的诊治，起了非常显著的作用，为后来减少重症也做出了比较突出的成绩。

我们总结了“武昌模式”,也就是“通治方+社区+互联网”的形式。首先是社区，通过社区医生把通治方发到社区居民手里。其次是互联网，武昌是武汉的重灾区，确诊患者太多，社区医生少，忙不过来，且以西医为主，对中医药不了解，而且当时直接接触患者危险性很大。我联系了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刘保延教授，他们连夜开发了APP软件，我们在药剂上放上二维码，病人通过扫码下载，可在网上进行咨询。当时，后台有六百八十多位医生在线，对社区居民一对一进行专业指导用药，累计有一万多人在线咨询。后台的医生通过监测服药后患者的反馈，及时指导他们用药、调整治疗方案，还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缓解他们的心理不适。从服药后患者整体反馈情况来看，疗效非常好，不但改善了发热、乏力、咳嗽、咳痰、腹泻、恶心呕吐等症状，也缓解了他们焦虑、紧张的情绪。

王湘蓉：“武昌模式”将给未来我国医疗体系建设带来什么启示？

仝小林：“武昌模式”对未来的医疗，特别是社区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值得未来中医药社区服务建设参考。在平时，为老百姓的健康服务、为“健康中国”服务。患者的一些慢性病、老年病，包括代谢性疾病，还有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在社区用中医适宜技术，就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通过中医保健的方法，比如针灸、火罐、刮痧，食疗，以及八段锦运动疗法等可以防病健身。更重要的是，社区医疗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走上了与大医院差异化发展之路。

在“战时”状态下，也就是遇到新发、突发的重大传染病的时候，马上启动社区的中医药防控体系，及时把疾病控制在社区源头，守住第一道防线，守住“桥头堡”。 因此“武昌模式”未来可能是疫情防控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式，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启示。

王湘蓉：中医药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广泛进入了中小学校。我们观察到全国有许多中小学校都在开展中医药教育，开设了中医药方面的课程。学生们作画，以您为榜样，您能给孩子们一些寄语吗？

仝小林：我想说的是，孩子们，你们从小就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科学，同时也要热爱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是打开中国传统文化宝库的钥匙，是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窗口。 希望你们从小就受到中医的熏陶，为自己的健康，为家人的健康，为民族的健康，为健康中国，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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