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严峻复杂的疫情，我国充分发挥了中医药独特优势，中西医结合交出了令人振奋的答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瑾在接受《经济参考报》专访时表示，应全面总结我国中医药在抗疫中取得的成绩，尊重中医药自身规律，推动中医管理和中医人才培育，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从国家战略角度重新认识中医药价值，构建中西医并举、并重、并跑的中国医药卫生体制。

全程参与疗效突出

“中医药全程参与，使救治关口前移，有效防止了轻症向重症转化，这是抗击疫情中取得成效的重要路径。”陈文玲说道。

5月18日，在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介绍，截至5月17日24时，北京市确诊患者593例，在院6例。中医药参与救治了绝大多数病例，治疗率为90%。在中医药治疗患者中，使用中药汤药的比例85%。中医药治疗总有效率，包括治愈出院和症状改善为97.7%。“中医药能够有效缓解症状，减少轻型、普通型向重型发展，进而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促进恢复期人群机体康复。”刘清泉说。

陈文玲表示，自古以来，治急症是中医的强项，用对了药，一付药下去，患者病情立时就有变化。“危重患者往往涉及多脏器功能不全，如重症感染休克、合并肾功能不全、胃肠功能不全、凝血功能障碍。中医通过辨证论治，鼻饲中药、中药灌肠、艾灸、针刺等，效果往往出乎意料。”陈文玲说。

张瑾也表示，与西医相比，中医是理论医学，重整体，以有病的人为医疗对象，善用“坚盾”，关注“病的人”，是“医人”的科学。西医是实验医学，重局部，以人身上的病为医疗对象，善用“利矛”，更关注“人的病”，是“治病”的科学。中医治疗并不是关注疾病的表征，而是关注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后所导致的症状，即人体正气对致病因素的反应状态，调动病人自身的能动性和免疫力战胜疾病，就可以达到及时救治、快速控制病情的效果，有效预防和治疗疾病，还能最大程度降低出现后遗症的风险。

不仅如此，陈文玲说，中医药充分发挥“简、便、效、廉”的特点，还能大幅度降低救治成本。根据调研和公开报道的数据，中医可以有效控制新冠肺炎轻症转化为重症，平均治愈一例轻症患者花费5000-8000元左右。根据西医治疗方案，一个新冠肺炎重症患者，花费在20万甚至百万以上。

中医药理应得到更重视与发掘

“中医药在这次抗击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理应得到重视与发掘，但我国中医药行业日益衰落的状况值得我们深刻反思。”陈文玲说。

陈文玲坦言，无数事实证明，我们虽需要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思想和医术，但不能全盘西化，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医学势在必行。有数据显示，美国2018年的医疗费用是3.6万亿美元（约24.84万亿人民币），占美国GDP的近18％，保障3.27亿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为78.7岁。我国2018年的医疗费用是5.8万亿人民币，占GDP百分比为6.4%，保障13.95亿人的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7岁，这说明我国即使还没有发挥好中医药作用，但是中西医有限结合的医药卫生体系，仍然用较低的成本取得了不亚于西方医药的收效。

“但我国中医药发展还远远不够。”陈文玲表示，目前西医在我国临床治疗中占主导地位，中医无论是执业医生数量，还是医疗机构数量，都无法与西医相提并论。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的《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8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997434个，全国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占比仅为6.09%。全国卫生人员总数1230万人，中医药卫生人员占比仅5.81%。

此外，陈文玲说，至今我国医药管理部门仍套用西医药标准评价中医药、进行中药鉴定和药品注册。有数据显示，2012-2018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的三类以上（包括三类）化学新药数量依次为87、116、100、77、76、100、112个，而2012-2018年批准的专利中药数量依次为16、14、9、6、0、1、3个。与西药相比，我国中药新药审批缓慢，中药新药注册数和审批数均屡创新低。

教育制度方面，张瑾介绍，我国的著名中医人数从20世纪80年代的5000余人骤减至现在的不足500人，中医国医陷入传承危机。中医教育基本以西医思维教学，例如学生在学校1/3的时间学西医知识，1/3时间学英语和其他课程，1/3时间学中医，甚至本应作为重点课程的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也被改为选修课学习。

“巨额利益驱动也导致一些医院有西药的‘需求偏好’。”张瑾直言，目前医院多追求使用大型设备检查、化学药品和手术治疗，获得较高收益，中医的特色疗法虽然优于西医，但由于收入较低，医疗机构、医生都没有较大动力推进。

构建中西医并重的医药卫生体制

陈文玲表示，在我国被忽视的中医药，在国际却开始越来越得到关注。据悉，目前一些国家已深入开展科学研究论证，探索中医药的疗效机理。美国政府每年拨款数千万美元，用于支持中医临床研究，包括通过科学方法可以衡量针灸、推拿对人体肌肉、血液产生变化的大数据。日本政府每年划拨近1.72万亿日元的研究经费，用于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

因此，陈文玲指出，应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构建中西医并举、并重、并跑的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此次‘战疫’是振兴中医、抢救国学的重大契机，真正构建保留精华去其糟粕、更为科学现代的中医药教育体系、技术标准体系和管理体制。补足此次疫情中暴露出的我国医药卫生体制的短板，并把眼光放远，为世界人民贡献宝贵的真正的中国创造。”

陈文玲表示，中医药是我国最有可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动权、主导权和制高点的领域之一，是我国参与国际知识产权博弈的重要战略筹码。必须从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战略高度，重新认识中医药的战略价值和历史价值，作为构建中国医药卫生体制的重中之重。

“当前最紧要、最核心的工作是抓紧研究建立独立于西医的中医卫生健康管理系统，建议成立独立于卫健委的中医委。”陈文玲表示，应尊重中医药自身规律，推动管理架构和流程再造，建立适应中医药传承和保护的检验、注册、评价、管理体系，构建中国现代新型医药卫生体系，进行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彻底解决当前医药卫生体制中“重西薄中”“重末轻本”的问题，建立真正体现“中西医并重”的医药卫生体系。

张瑾也建议，应全面总结我国中医药救治的经验和做法，并将中医药机构和人员纳入国家公共卫生管理体系，制定中西医结合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操作模板，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急救体系，真正做到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同时，抓紧构建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维护我国合法权益。应结合中医药的自身特点，健全完善现行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张瑾表示，应出台《振兴中医药2035国家规划》或者《振兴中医药2050国家规划》，把扶持中医药发展作为我国新时期卫生医疗工作的战略重点。推动全民中医，大力发展中医药传统疗法；把中医作为城乡社区医疗保障的基础手段，作为构建中国特色医疗保障体系的战略支撑；把发展中医作为应对瘟疫、亚健康和老龄化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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